麦迪逊县的桥（文学与性之六）

（The bridge of  Madison  county）

    文学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形象反映，是社会思潮的载体。人的社会活动归根结底就两个范畴：求衣食以生存，求性以繁衍。无论多么复杂多么高级的思想行为它们的表达都离不开这两个范畴。文学艺术所表达的性观念是社会性观念的反应。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心观念。人们可以通过文学艺术了解“那个”社会的人们的性，从而了解“那个”社会形态。

    美国电影《麦迪逊县的桥》，中文翻译《廊桥遗梦》。这个翻译不够准确，因为故事是真实的爱情故事，并不是一场梦。

    麦迪逊县是一个平静的小镇；保守因而民风纯朴。小农庄里一个温馨的家庭，女主人法茜嘉相夫教子年复一年。一天丈夫和孩子都外出，就在这一天，突然从意大利来了一个摄影记者罗伯特，他带来了地中海的风，搅动了平静的小镇，吹皱了法茜嘉的一腔平静的春水。《廊桥遗梦》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两个人在一起欢度了一个周，一周以后丈夫孩子回来了，罗伯特走了，小镇恢复了正常。可故事没有结束，一对情人相隔重洋，彼此一直思念到死。因为法茜嘉的魂跟着罗伯特归去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70年代的美国，现在的美国不会再有这样的故事，美国人已经越过了这个历史阶段，即使有也不是典型了。

    爱是需要激情的。法茜嘉的婚姻不算是不美满。丈夫勤恳，儿女听话，生活平静，她自己也很满足。对于一个普通的女人，这些也足够了。可为什么一个陌生的罗伯特能在不到一天之内就拨动了她的心弦，使她爱不能自拔呢？因为罗伯特使她萌发了这个小镇出生的丈夫不能唤起的激情。影片有一个很次要的人物，就是那个被全镇人另眼相看的行为不轨的女人，在中国大概是属于“破鞋”一类的女人。酒馆那场戏是神来之笔，那个女人在一双双睽睽厌恶的目光之下走进了酒馆，只有罗伯特和她搭讪喝酒。这一笔写出了小镇的保守，这一笔写出了罗伯特的“新鲜”。也告诉观众罗伯特之所以能唤起法茜嘉的激情的原因。

    法茜嘉为丈夫守住了家园，但丢掉了婚姻的忠贞。那么，这种“丢掉”应不应该？罗伯特是要带法茜嘉一起走去的，就是私奔。就在最后的时刻，大雨里，罗伯特在自己的车里等待着，不远处法茜嘉在自己汽车里丈夫身边。她看见了前面车里的罗伯特，她握紧了开门的把手并且转到了头，只要轻轻一推，车门一开，她就走向了罗伯特。可她放弃了。一放就是几十年。丈夫临终的时候才说：我知道你的梦。可我爱你！罗伯特留下了一场永远做不完的梦，那么这梦该不该做呢？丈夫是包容了，没有去碰触她的梦，说是为了爱，也可以解释为自己和家庭的平静。但几十年以后，都已经是不惑之年的儿子，从母亲遗留的文字知道了当年母亲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时，却是愤愤的了，和当年小镇酒馆里那些对那个风骚女人侧目的人们是一样的心情。问题在于，社会进步到什么时候，人们才真正理解这段“遗梦”，能够理解法茜嘉的红杏出墙。

    影片为观众留下了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没有意义，美国人已经走过了那个历史阶段。不过，今天的中国好象正经历着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的婚姻发生了许多相似的情况。面临这些问题，中国人需要回答的是：1、是什么动摇了一夫一妻这个古老的家庭关系？2、爱为什么会移情？3、法茜嘉为什么没有出走，而忍受着爱的煎熬直到终了？应该走还是留下？4、小镇（人们）鄙视女人的不规，而几十年之后的儿子为什么也不理解母亲的行为？5、丈夫对妻子的越轨知道而不捅破对还是不对？等等。

    正在面临这段历史的每一个中国家庭，对这些问题都要深思的。说不定有一天，问题就摆在你的面前,你将怎样抉择呢?不是说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有我们的选择。但无论怎样选择，历史的不会逆转的，今天开始的事情，只有按照自己的轨迹前进下去。小镇人的眼光或儿子的愤愤都阻挡不了。

    法茜嘉人是留下了，但心去了，而且一去不复返。这究竟是悲剧呢，还是喜剧呢？作者的倾向是明显的，影片同情的是法西嘉。但影片没有把现实理想化，还是如实的反映了爱情在那个时代的美国的悲剧。

    今天，微软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52岁的比尔·盖茨将结束他在微软的全职工作，正式交棒。执掌微软30多年的盖茨终于“归隐山林”，全身心投入慈善事业。这对微软意味着一个时代即将结束，但对世界却意味着多了一个身家580亿美元的全职慈善家。（新闻报导）

    但丁说：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吧！这是独立人格的最形象最准确的表述。盖茨实现了这种独立人格的自我。

    他读书没有去追求学位头衔名誉，但他把书读到了家，读活了，创造了微软，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使亿万人受益。

    盖茨发了大财了。但他没有觉得了不起，他没有说“哥们，你看我比你们赚得谁多？”

    盖茨把赚来的580亿美元捐了，没有留给子女。他没有想遗产光耀世世代代。580亿美元该够多少代子孙消费呢？

    我们不去探究盖茨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会很麻烦，说不清楚。“人为什么活？”这个命题不是争论了几千年也没有搞清楚吗？自私与大公的口号不是喊了几百年来吗？如见的世界上个什么样子了呢？

    我这里只想给比尔·盖茨的所作所为作个简单通俗的解释。盖茨的行为是他自己的行为，走的是与别人不同的道路，因此他的行为是“个人”的；盖茨的想法是他自己的独特的想法，“主义”与别人不同，因此他的“主义”是独特的主义。因此我把它叫做“纯粹的‘个人主义’”。

    盖茨是真正的“另类”。他是一个独特纯粹的个人主义者。是一种与以往的自私自利截然不同的个人主义者。走自己的路，创造奇迹，实现自我，以天下之财为天下之利。这就是一种崭新的“个人主义”。

    范仲淹曾经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倒是一位美国人首先得了这项中国标准的殊荣的冠军。

    性爱是文学最广泛的表现领域。自从有文学，文学就是性爱的表达工具。也可以说文学产生于性爱。性爱随着社会而进化，文学也随着性爱而进化。文学反映的是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思潮。我将通过几个典型的文学故事说明之。

    “五、四运动”中国社会进入了民主革命时期，文学首当其冲地高举反封建、反礼教的大旗。个性解放是当然的主题。性爱自由婚姻自主就必然成了焦点。这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作家，他们是反封建斗士，火力是相当猛烈的。压抑了数千年的中国人的人性，一旦觉醒，其力量不可阻挡。这个时期的作品的主流是暴露，是批判。文学通过青年对家庭的背叛、出走，表达了对礼教的否定。但又是那个尖锐的“怎么办”的问题又在中国提了出来。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看看欧洲文学，就会感到：这是一个摆在所有的民主主义作家面前，不得不解决而又解决不了的问题。

    鲁迅是新文化的主将，“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的方向。”(毛泽东）鲁迅是批判封建礼教的罪恶最深刻最彻底的作家。不仅如此，他也是最了解中国人的落后、怠惰因而为之愤怒的，为之呐喊的斗士。因此他对于妇女解放，所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个自由的问题。自由了以后怎么办？“娜拉出走以后”大概是他最关心，也是最早提出的问题。不然为什么他只写了一篇关于婚爱的小说？那就是《伤逝》。

    《伤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封建的性爱小说。子君高举着“我是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面个性解放的大旗，勇敢地冲出了封建牢笼，与自己心爱的涓生自由结合，这仅仅是第一步，“五、四”以后的许多青年，只要有勇气都能做到。严峻的问题是结合了以后，当爱情消失或死亡了时候怎么办。以养小鸡来打发日子就能维系爱情吗？子君的生命不是断送在与封建礼教的搏斗中，而是死亡了的爱情夺走了她。这才是《伤逝》的眼。

    这不单单是个理论问题。如果说易卜生对于妇女出走的以后还可能迷惑，而车尔尼雪夫斯基、鲁迅是清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里为妇女建立了一座缝纫工厂，意思是妇女必须首先在经济上获得解放才能有个性的自由。鲁迅在他的《关于妇女的解放》说得也很清楚：女子的解放“要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子君的悲剧正是由于没有这个权力。而妇女的经济权力是个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有待于社会的变革。新社会没有到来之前，文学是解决不了的。

    社会变革终于来到了，那就是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苏联比我国早了30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妇女与男人平等了，有了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力当然就因该有了性爱的自由。不过事情好象不那么简单，新社会的婚爱有新社会的问题，甚至依然有个很不理想的问题。

《怎么办？》《玩偶之家》（文学与性之四）

车尔尼雪夫斯基（俄罗斯）/易卜生（挪威）

 性爱是文学最广泛的表现领域。自从有文学，文学就是性爱的表达工具。也可以说文学产生于性爱。性爱随着社会而进化，文学也随着性爱而进化。文学反映的是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思潮。人们的性观念是社会观的表现。我将通过几个典型的文学故事说明之。   

    对于不合理的社会连同它的不道德的性爱，通过文学提出怎么办的，反响强烈的作家是百年前的俄罗斯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在流放中写的小说《怎么办？》里，通过小说主人公“薇拉、罗普霍夫与吉尔沙诺夫的爱情表达了对恋爱自由和妇女解放问题的看法”企图解答“怎么办”的问题。即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所爱的人有了比自己更适合于他，并能给予他更大的幸福的人的时候，自己就应当自觉地积极退隐，让出位置。小说提出的方案虽然是不能实现的空想，但毕竟把问题提了出来并作了形象的回答。作品表达的是一种性爱的新的道德观念。

    如果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表现的是一种理想，一种对未来的期望，一种对将来的肯定，即将来怎么办；那么与他同时期的挪威作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里表达的却是前者的反面，是对现实的批判，就是现在怎么办--对现实的婚姻是否定的。“女主人公娜拉伪造父亲的签字向人借钱，为丈夫海尔茂医病。丈夫了解原委后，生怕因此影响自己的名誉地位，怒斥妻子下贱无耻。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时，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娜拉看透了丈夫的自私和夫妻间的不平等，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愤然走出。”作品引起的反响也是激烈的，而且持续的时间比前者长得多。因为后者提出的毕竟是个现实的问题。

    《怎么办？》的主人公是为了爱而出走，《玩偶之家》的主人公是因为不爱而出走。虽然出走的意义不同，但都是对现在的否定。那么，性爱的矛盾一定要以一走了之的办法解决吗？走了就彻底解决问题了吗？这是作品没有回答也回答不了的。于是就给后来的妇女解放问题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特别是娜拉的出走----娜拉出走之后呢？

    托尔斯泰的作品的主旨不是妇女解放、性爱自由的问题。但作品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实际上也回答了这个问题。综观托尔斯泰的所有著作，他的创作基本走向就是对现实诸多矛盾提出的“怎么办”。因为他自己的一生就是被那些矛盾所困扰：不满现实，但又无法解决。因为他反对暴力变革又笃信宗教。所以尽管他所处的时代是俄罗斯革命最激荡的时代----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他对现实只是批判，而找不到“理想”的出路。对妇女解放、性爱问题也是同样。《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背叛了冷酷虚伪的丈夫，为追求爱情和幸福，最后失败卧轨自杀。《复活》中的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看到当年被自己诱奸的姑娘玛斯洛娃沦为妓女，被诬为图财害命送上了法庭，于是良心发现，开始了马拉松式的，也是托尔斯泰式的忏悔。

    任何伟大的作家只能在所处的现实中认识现实，绝对不能超越现实。文学----这个虚拟的现实只能是现实的“影子”加作家的倾向。比起欧洲，我国的性解放的提出是比较晚的。“五四运动”以后，才掀起反封建、反礼教的潮流。妇女问题、性爱(实质就是个性解放）问题自然是重大课题。一大批作家的作品反映了（甚至是主要反映了）这个问题。问题是暴露了，解决呢？还是老办法----出走。

    性爱是文学最广泛的表现领域。自从有文学，文学就是性爱的表达工具。也可以说文学产生于性爱。性爱随着社会而进化，文学也随着性爱而进化。文学反映的是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思潮。人们的性观念是社会观的表现。我将通过几个典型的文学故事说明之。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结句）

恨者是谁？是李隆基还是白居易？恨的又是什么？是李隆基不得与杨玉环终为连理枝？还是白居易始终得不到某个心仪的女人？

    白居易是写长篇叙事诗的高手。在我国古代叙事诗不多的几首中他占了两篇，《琵琶行》与《怅恨歌》都是了不起的极品。没有它们，白居易的声望或许要减半，《卖炭翁》等是不足以使白居易成为大家的。

    白居易与李隆基相隔两代，对李隆基所作所为没有亲眼所见，怎么会把一个老公公占有儿媳妇的性爱故事写得那么活灵活现呢？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可见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并非一般，可算是人世间最浪漫最理想最经典的爱了。然而是事实吗？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此誓此举，不过是文学家的性“幻想”表现，在“有价婚姻”的世界上是没有的，何况帝王呢？李隆基在马嵬坡抛弃了杨玉环就是证明。

    其实《长恨歌》不过是白居易借题发挥，借李隆基的故事抒发自己的性爱观念。李隆基是风流皇帝，白居易是风流文人，这一点是共同的。白居易扑捉到这个题材理所当然

    白居易少年得志，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历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刑部尚书等高级官吏。这个时期他“立世用业”，写了不少好诗。少年时的那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白居易晚婚（36岁），以后的白居易，在性爱上做起了功夫。当然与官场失意有关系。但失意者不一定都在情场找慰藉，奢酒就是多数人采取的方法。白居易选择了女人宣泄情绪，不能不说与他的两性观念有关。

    白居易的性观念是唯美主义的。他36岁成婚。在封建社会官僚阶层，这是极其少见的。他的妻子杨氏小他12岁。“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在看尽了 “长安花”之后的婚姻，应该说他与妻子相处不错。但不错不等于忠贞，他是另有追求的。之所以说“另有追求”，不是说他贪色，白居易不是贪花寻柳的色徒。他对女性有一种自己的鉴赏（喜好）的标准，姑且称为文人的唯美主义。通俗的说，白居易并非不好色，但不乱来，只爱自己喜欢的女人。

    其一、白居易喜欢有才情的女人。例如薛涛。薛涛出身名门，因父亲早逝家道败落，沦为乐伎。后遇元稹，二人一见钟情，做了元稹的情妇。她对元稹的感觉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可知二人相爱之笃。当时元稹30出头，薛涛已经40有余。可谓老妻少夫，本不相当，但他们能“沆瀣一气”，可见他们的爱不尽求色，而在才情（元稹是唐朝与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薛涛是著名女诗人）。白居易与元稹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元稹与薛涛的浪漫情事他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在心中引起波澜。于是就产生了觊觎的念头。也许是有碍于薛涛是朋友的情人的关系，始终没有动手，许多年以后（在元稹抛弃了薛涛另求新欢许久之后），白居易终于憋不住了，对年高50的薛涛写了一首《与薛涛》:

    峨眉山势接云霓，欲逐刘郎此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风犹隔武陵溪。
（去四川山追求爱人，山高路遥迷失路途。即使在江浙也相隔着武陵的溪水，也得不到欢爱。）

可见白居易思念薛涛之深。可惜此时的薛涛已经由于怀念元稹闭门谢客了。白居易的诗没有起到挑逗的作用。得不到的都是好的，久思而不得的就更好。白居易的心该遭受着怎样的煎熬呢？

    元、白是好友，又都是诗人，年纪又相仿，又追求同一个高龄的女诗人，可见意趣相同，臭味相投。他们的对女人的追求不单单是色，还有意，姑且称之“文人的唯美主义”。

    其二、白居易喜欢能歌善舞的女人。例如关盼盼。她是尚书张愔的歌妓，能歌善舞。唐朝士大夫大都有私人养的歌舞班子，以附庸风雅。白居易就有。白居易曾经在 张尚书的招待宴会上见过关盼盼，当时他是一见中意，关盼盼美态与轻盈多姿的舞蹈使白居易着迷，立即就赞美她“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后来张尚书死了，关盼盼寡居。白居易产生了无限的同情与悲悯：

   “满窗明月满帘霜， 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白居易得不到关盼盼甚至于产生了嫉恨。）

    白居易对能歌善舞的女人有着特殊的感情，《琵琶行》也是证明。可以说明白居易的性观念不只是肉欲的享乐，有着很大的美学成分。他欣赏的不仅仅是女人容颜体态肌肤，他追求的是具有文学艺术才情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在他看来是最美的。在《长恨歌》中他没有提到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翁媳关系。有意美化了一段才子才女的至死不渝的爱情。可算是用心良苦。这种有意的回避或掩饰也说明《长恨歌》写的不是李杨的故事，不过是借题发挥，抒发自己的爱情，或许就是他自己的性的幻想的艺术再现。

    唐朝是个性比较开放的朝代。女人离婚再嫁三嫁没人上纲上线。普通人的风流是常有的事，何况文人雅士？元稹就写了《莺莺传》，把自己的风流隐私公诸于世，毫不隐讳。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写了《大乐赋》，将婚姻、外遇等男女床事描写得淋漓尽致。白居易等人的作品正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性观念的文学反映。

    总之，《长恨歌》的恨者不是李隆基而是白居易。恨的是他的唯美主义的性幻想得不到实现。

    附注：“性幻想”是一种人人都有的心理现象，人人都做过性爱的美梦，尤其是青少年。性幻想能够最真实的反映人的爱情观念。可惜旁人无法知道一个人的性幻想的具体内容，因为那是最不可暴露的隐私。明面上爱情中的男女多半说的是假话。白居易（包括元稹白行简）用艺术的形式说了内心的真话，所以经久不衰。

性爱是文学最广泛的表现领域。自从有文学，文学就是性爱的表达工具。也可以说文学产生于性爱。性爱随着社会而进化，文学也随着性爱而进化。文学反映的是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思潮。我将通过几个典型的文学故事说明之。

《水浒传》中的女性（一）

潘金莲

    潘金莲不是个“本分”的女人，水性扬花，风流不羁，这是肯定的。但谁叫她生就了一副惹人爱怜的俊俏皮囊呢？自古以来美女多事麻烦特多。上自帝王下到百姓，演出了数不清的因为美女引起的故事。亡家亡国，身败名裂，层出不穷，恐怕还要继续下去。但在一个数千年来一直是男人主宰，女人只能任人摆布的国土上，女人除了持家生孩子、供男人消遣之外，还能干什么事情呢？而女人毕竟也是有血肉，有情欲的活人，无论是水性也好，不水性也罢，总之，无论怎样控制，她都要找男人的，并且倾慕自己喜欢的男人。性爱的尊严就在于自己喜欢。一条非常简单的真理。而潘金莲没有这个自由，所以她一有机会就必然情所当然地走向一条“偷情”的道路。潘金莲的不轨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可以肯定，凡是自身不自由的女人一有机会，差不多都会跳进这个“罪恶”的深渊。

    和武大安分守己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不是挺好吗？日子可以过，但不会太平。性爱是有一种“价值”规律的。简单地说就是男女要般配。这是一条性爱的美学法则。恐怕还是一条重要的法则。不但是人类，整个生物界都遵守的法则。以歌唱求偶的雄鸟，动听者胜；以美丽的羽毛求偶的雄鸟，最美的受到雌鸟的青睐；以角逐求偶的动物，斗胜者是最美的。同理潘金莲倾慕武松与禁不住西门庆的挑逗，不是个怪事。自然而又自然。从理论上讲这是个个性问题。社会束缚了潘金莲的个性，能不挣扎吗？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武大的死应为后人之诫：一切没有互相爱慕的两性关系都是“危险”的。

    但是潘金莲错了，因为社会说她错了，因而施耐庵也说她错了。直到今天，说潘金莲错的依然是国人中的大多数。

    据说有人为潘金莲翻案，这又何必？潘金莲是好是坏无关紧要，值得研究的是性爱的美学。因为作为一种现象（潘金莲现象），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继续下去。一部《水浒传》正理摆经地就有三个。当然不一定都杀人。

《水浒传》中的女性（二）

潘巧云

    潘巧云死于杨雄的小哥们石秀之手。也是嫂子挑逗弟弟不遂，情有他属，失于败露，被弟弟杀了。不过相似的情节之中有许多不同。潘巧云比潘金莲的性欲主动得多，对男人主动出击。潘金莲属意武松不成并没有倒打武松一耙。潘巧云是老羞成怒，咬了石秀一口。于是石秀才紧盯不放。最大的区别是：武松是给哥哥报仇，而石秀在很大程度上是洗刷自己，杀起来比武松凶狠得多。看来石秀不如武松坦荡。

    最大的差异是两个女人的丈夫的大不相同。杨雄是伟丈夫，男子汉，在政府做事，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县级公安局长一类。就这一方面看，如果潘金莲出于爱美之心而自己的丈夫太不尽人意因而走火，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潘巧云却是不可饶恕的。但是，潘巧云固然“生性淫荡”，不过“生性淫荡的女人必然节外生枝吗？丈夫有没有责任呢？我看杨雄是不能推卸的。今天不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吗？（美国电视剧里的警察老婆的不安分，中国电视剧里警察夫人的不安宁。）怎么解决呢？就是红杏出墙，也不是大逆不道，更不必达上性命。社会不容，施耐庵恨之，就将潘巧云写成了逼杨雄反叛的祸根。可见性爱是受社会牵制的。

    婚姻是需要感情的培育的，就象莳弄花草，需要不停施肥和灌溉。杨雄不同于武大，他有这个条件使老婆满意于自己，但他没这么做，潘巧云又是情欲极盛的女人，肯定要出乱子。不出乱子是没有那个胆量。

相爱的夫妻不会出事，而爱又必需时刻地培育。没有爱情不要做夫妻。开始有感情而后不能培养，最好也不要做夫妻。出了乱子把罪责都推向一方是不对的。婚姻应当是能够相爱的人爱的结合。

    千万别把老婆晒起来，即使是“正派”的老婆；出了乱子也别往女人身上赖。是自己把自己逼上了梁山。

《水浒传》中的女性（三）

     阎婆惜

    这个阎婆惜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当然三人当中最不容饶恕的是她。她有恩不报反谋害宋江大恩人。不守妇道偷情于张文远尚可不予以追究，以告发宋江私通梁山相要挟却是政治大问题了，不杀怎么能行？就是说阎婆惜不仅有“生活作风”问题，还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但事情不就是这一方面，起因还是个爱情不随心的问题。首先，老夫不应该娶少妻。这是古往今来众多的情案的一大原因。其故事书不尽书。可是世人总不接受教训，一犯再犯，总以为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的头上。有钱有势者当引以为戒。其次，有恩于人不要图报，就是不自愿也不行，尤其以身相报更是要不得。委身者当时出于感激，但不是爱情，一旦爱情萌发于外人，后院就会起火的。第三，忙于公事（如宋江）或大事业而无暇对女人服爱的责任的人，最好不谈婚姻。这些小问题，常常是大灾大难的诱因。

    出了大乱子，把脏水一股脑泼在女人的头上是不公平的。究竟是杨玉环还是李隆基败坏了大唐的江山？以杀杨玉环平息兵愤，天下的男人多么可以！究竟是慈熙败坏了大清的天下还是男人们败坏了江山，也是值得研究的。中国人对女人，从褒姒说起，继而是数不清的“祸水”，直到当今的江青。一提到她们便咬牙切齿，深恶痛绝。但在一个一向是以男人为核心的中国，女人那点小动作算得了什么？

    是女人把男人逼上了梁山吗？施耐庵以及他的《水浒传》确实是伟大，但他对女人的态度却不能令人恭维。中国人向来是国帐家帐一起算的，做不好事情，最后就一起算在女人的身上。施耐庵也不例外。

    如果有人把故事反过来，给偷情者以正当的理由，就是为一阎二潘翻案，那会是什么样子？不过也没有必要，文学就是作家的宣泄，从而反映了那个时代意识。

    但是，不管什么时代对女人不干不湿是不行的。有了女人就要一心一意地爱。不然让她搅乱了“江山”，可别后悔。

孔雀东南飞、梁祝与西厢记

    孔雀东南飞、梁祝、以及天河配、天仙配等，这一类的爱情故事都是产生于民间，其共同特点是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过上一夫一妻小家庭的美满生活。妨碍实现理想的是封建礼教，是家长制度，达不到目的便以死抗争，死了也要走到一起，于是便化作连理枝、比翼鸟，或化作蝴蝶。带有极其浪漫的悲剧色彩。孔雀东南飞与梁祝跟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表达的是同一种思想。而后者远不如前者强烈，没有死后的继续：化成异物“偏”做夫妻。姑且称之为“彻底的浪漫主义”吧。中国老百姓的这种精神是很执着的，常常让一对主人公展转几世做夫妻。这可能与中国妇女跟定了一个男人就一跟到底的“好女不事二夫”意识有关。封建社会的老百姓不可能是彻底民主主义者，再好的作品也会反映出某种封建意识。
  梁祝这个故事有点精神恋爱的味道，虽然还没有达到柏拉图式的恋爱的水准。梁、祝同窗同床三载，竟没有肌肤的接触，更谈不上性，这是不现实的，是作者（老百姓）戴在主人公头上的纯洁的光环。因为一旦他们有染，就会失去人们的同情，就会不齿于人。这显然是封建意识作用的反映。有了性关系就是不纯洁的，试问制造这种思想的大人物们有哪个不是拼命地搞女人，有哪个是纯洁的？我在“文学论纲”种说过，文学是作家的思想倾向的宣泄。作家是时代的作家，在他们虚拟现实（作品）中，不可能不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梁祝的故事是产生在一个谈性色变的封建的中国。
  “两配”则有了一些进步，有了肌肤的接触，由主人公有了孩子可以推知。但也仅仅是生育而已，离个人的性爱还有一段距离。封建礼教不但不反对生育，而且大力提倡生育。大概这就是这一类故事之所以能被礼教的卫道者们所容忍的原因的所在吧。孔子修《诗经》把《关雎》推之为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足以证明。他们不反对性交，但不能越礼，不能越轨。统治者在礼法的保护下“奸淫”了多少女人都是合法的。老百姓只要瞅了一眼，接触了某个不关重要的部位，那就触犯了“男女授受不亲”规矩。所以生育无须指责，私定终身却是大逆不道。因此故事的结局只能让仙女们归天受罚。看来“两配”反抗意识还不如的梁祝。
其实这一类故事说它们表达了人民的美好的愿望，可以。说它们有麻痹老百姓的作用也是对的。如同“招安”（《水浒传》）、“不出如来佛的巨掌”（《西游记》）等的倾向是一样的。作品没有也不可能有彻底的叛逆精神。一部《三国演义》，在当权者看来，最可取的就是孔明的保皇精神。

  到了西厢记事情起了质的变化，它不掩饰地描写了性爱。要说真正有着个性色彩的描写性爱的文学作品，这大概这是第一部，是中国的第一部。它不仅描写了男女之间的偷情，更为大胆的是写出了性爱的感受。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一流的。难怪后来的曹雪芹正宗其事地把《西厢记》搬进了《红楼梦》，并且是让最主要的人物（贾宝玉、林黛玉）去玩味这部作品。《西厢记》堪称第一部成功的描写性爱的作品，它的冲击力是巨大的，它宣告了个性的觉醒，它召唤人们冲破封建牢笼，争取人性的解放。王实甫在文学领域打响了个性解放的第一枪。从人本位这个意义上讲，从历史发展的整体上看，王实甫比关汉卿伟大得多，《西厢记》比《窦娥冤》的价值也大得多。因为《窦娥冤》所提出的问题历史早已解决，而《西厢记》所提出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是个问题。
  王实甫处于元代。王实甫是个知识分子。那么，可以这样说：中国人的性爱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元代的高压之下首先觉醒的。以前的人们实际是只知道性而不知什么是爱的。先秦的性关系较随便，但那时基本上是欲，不是爱。唐朝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唐人性观念，性欲比较放纵。唐明皇夺取儿媳妇就是例证。至于士大夫、文人雅士们嫖娼狎妓是司空见惯的事。李白、白居易等人在今天看来也不是好人。白居易的《长恨歌》起端于其弟弟白行简。白行简就是一位性学专家而不是“爱学”专家。当然不否认《长恨歌》有性爱的萌芽。当时崔颢的《崔莺莺传》之所以能成为后来的《西厢记》的蓝本，就是因为它有性爱思想的苗头。到了王实甫的手里才臻于完成。

  到了明清，肉欲和性爱就鱼目混珠了。所谓“精华”“糟粕”让后人大伤脑筋。直到现在出版的《三言二拍》、《金瓶梅》一类的作品，还是满纸方框。更多的是不宜出版。其实不管写成什么样子，都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关。不值得大惊小怪。明朝商业发达，娼门林立，市民意识空前泛滥，性欲观念必然泛滥。文学作品中也就必然有了反映。这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其实一个群体，性的禁锢越厉害，性的泛滥越严重。欧洲中世纪的禁欲主义的后果是后来的性欲的特大泛滥。“文革”时期，性的防范够严厉，但那时受侮辱被奸污的女孩子最多。问题不在几本书。一个禁不住性冲击的群体必然是一个脆弱的群体。
  虽然鱼目混珠，还是可以分辨优劣的。不过标准要明确。决不能以性描写的多少或程度为准则。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本来就是难以截然分开的东西。只能以作家的追求（作品的倾向）为标准。反对束缚，反对统治，争取人格的解放，表现性爱的自由观念（尤其是妇女的爱的自由观念），就是好作品。例如汤显祖、蒲松龄、曹雪芹。尤其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在贾宝玉身上体现的是真正的性爱观念。贾宝玉的关于女人的思想是后来一直到现在的许多人所不具有的。《红楼梦》的根本意义就是个性解放，人的解放，从而是家庭的解放、社会的解放。反孔孟、反礼教、反科举、反婚姻的不自由，等等，一反到底，一走了之。曹雪芹的伟大就在于他提出的问题直到如今还没有彻底解决。

  真正的性爱是任何商业社会所望尘莫及的。因为那里活动的都是“经济动物”。人们心灵当中蠕动的是物欲。灵魂的解放必需以肉体的解放为前提，当肉体还标着价格的时候，灵魂当然就是可以拍卖的。从这个角度看，浪漫主义只能是一种冲浪，是一种号角，也仅仅如此。中国（也包括全世界）性爱的价值实质并没有根本改变。当然浪漫还是要的，理想还是要的。没有它们，生活更难以前进。

灾害是什么？灾害是事物不平衡的反作用的现象。一切事物都在不平衡中运动，“不平衡”是事物运动的原因。所以灾害不可避免。

灾害普遍存在。因为一切事物都在矛盾中运动而存在，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企福同时也求祸。

自然灾害是自然矛盾的反作用，谓之自然灾害，与人事无直接因果。星球的碰撞，地震，旱涝，瘟疫等等。所谓天灾，一般无可控制，虽然能够预防或补救，但不能杜绝。

社会灾害是社会矛盾的反作用。谓之人为灾害，与人事直接因果。战争，掠夺，杀害，肇事等等。所谓人祸，一般可控制，虽然可以避免，但多数发生于“偶然”，也无法杜绝。

疾病多数属于不自觉的人为的自然灾害。谓之半自然灾害，有一半人为的原因。某些疾病，自杀，食物中毒，吸毒，嫖赌等等。所谓“自祸”。本来可以控制与避免，但多数属于自娱的“自我行为”，也无法杜绝。

祝福母亲

母亲节。母亲是要祝福的，因为母亲创造了活的世界。有了活的延续，才有了生动多彩的世界。

世界之所以生动多彩，是因为母亲不但生了“好孩子”，也生了“坏孩子”。试想，如果母亲生下的是清一色的一种孩子，那世界怎么会热闹呢？

生男生女母亲说了不算，生好生坏母亲也同样说了不算，那是另有原因的。大概就是那个母亲决定不了的“原因”，让母亲们生下了一个花花世界。所以生好生坏不是母亲的责任。非但没有责任，而且功劳绝对。

所以母亲是伟大的。不然那些哲学家，道德家，法律家，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所有的人类学家不就无业可从了吗？他们的舞台是母亲提供的。而

“家们”也是母亲生的。

母亲生了不听话的孩子，也是伟大的。因为不听话的孩子为母亲制造了一个花花世界。

祝福母亲！

母亲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