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子

《伤逝》及其他（文学与性之五）

    性爱是文学最广泛的表现领域。自从有文学，文学就是性爱的表达工具。也可以说文学产生于性爱。性爱随着社会而进化，文学也随着性爱而进化。文学反映的是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思潮。我将通过几个典型的文学故事说明之。

    “五、四运动”中国社会进入了民主革命时期，文学首当其冲地高举反封建、反礼教的大旗。个性解放是当然的主题。性爱自由婚姻自主就必然成了焦点。这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作家，他们是反封建斗士，火力是相当猛烈的。压抑了数千年的中国人的人性，一旦觉醒，其力量不可阻挡。这个时期的作品的主流是暴露，是批判。文学通过青年对家庭的背叛、出走，表达了对礼教的否定。但又是那个尖锐的“怎么办”的问题又在中国提了出来。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看看欧洲文学，就会感到：这是一个摆在所有的民主主义作家面前，不得不解决而又解决不了的问题。

    鲁迅是新文化的主将，“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的方向。”(毛泽东）鲁迅是批判封建礼教的罪恶最深刻最彻底的作家。不仅如此，他也是最了解中国人的落后、怠惰因而为之愤怒的，为之呐喊的斗士。因此他对于妇女解放，所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个自由的问题。自由了以后怎么办？“娜拉出走以后”大概是他最关心，也是最早提出的问题。不然为什么他只写了一篇关于婚爱的小说？那就是《伤逝》。

    《伤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封建的性爱小说。子君高举着“我是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面个性解放的大旗，勇敢地冲出了封建牢笼，与自己心爱的涓生自由结合，这仅仅是第一步，“五、四”以后的许多青年，只要有勇气都能做到。严峻的问题是结合了以后，当爱情消失或死亡了时候怎么办。以养小鸡来打发日子就能维系爱情吗？子君的生命不是断送在与封建礼教的搏斗中，而是死亡了的爱情夺走了她。这才是《伤逝》的眼。

    这不单单是个理论问题。如果说易卜生对于妇女出走的以后还可能迷惑，而车尔尼雪夫斯基、鲁迅是清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里为妇女建立了一座缝纫工厂，意思是妇女必须首先在经济上获得解放才能有个性的自由。鲁迅在他的《关于妇女的解放》说得也很清楚：女子的解放“要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子君的悲剧正是由于没有这个权力。而妇女的经济权力是个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有待于社会的变革。新社会没有到来之前，文学是解决不了的。

    社会变革终于来到了，那就是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苏联比我国早了30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妇女与男人平等了，有了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力当然就因该有了性爱的自由。不过事情好象不那么简单，新社会的婚爱有新社会的问题，甚至依然有个很不理想的问题。